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遏制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扩大内需。重点是通过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保持货币信贷供应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等措施,增强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投资方面,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积极调动社会投资。实施两年总额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新增投资1.18万亿元,重点用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环境保护、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同时,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和领域,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政府鼓励项目的建设。消费方面,重点放在增强消费能力、发展消费热点、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预期等方面,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优抚对象的待遇水平,较大幅度增加各项涉农补贴。开展家电下乡、农机具下乡和汽车、摩托车下乡,积极拓展农村市场,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完善汽车等消费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政策障碍,稳定和增强居民的消费预期。

(二)振兴产业。重点是组织实施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十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落实规划中提出的近120项政策措施。一是加大信贷支持,调整税收政策,实施重要产品的收储,稳定生产,稳定市场,支持企业渡难关。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比如实施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打造船舶工业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加快改革创新,鼓励兼并重组,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

(三)科技支撑。重点是支持和引导各类要素向加强自主创新集聚,围绕扩大内需和产业振兴加强科技攻关,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在新一轮经济上升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一是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调整科技经费投入结构。积极创新重大科技专项组织方式,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结合,促进更多的中小科技企业参与重大专项的实施。二是加强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重点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等工程建设,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集中攻关,建设行业共性技术开发基地,支持企业技术研发机构建设。三是大力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和产品,结合重点产业振兴,推广应用一批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的自主创新技术。在农业和教育、医疗、交通等服务业领域,选择一些市场前景好的技术和产品,加大支持力度,促进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特色产业基地发展。同时,建立人才和创新的有效激励机制,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业。

(四)社会保障。重点是积极促进就业,健全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一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安排投资和确定重大建设项目时,注重发挥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大力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灵活的就业机制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重点做好就业困难群众、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援助工作,积极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二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险体系。进一步提高各类社会保险统筹层次,抓紧出台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做好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工作,启动实施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试点。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实施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行扶贫政策。三是提高全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重点是抓紧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此,各级政府将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保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同时,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加大城乡医疗救助力度。

2、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中国有哪些应对策略?

2008年进入9月份,被称之为金融海啸的从美国华尔街发生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虽然此次经济危机最终影响还难以预测,但短时间内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面对国际上的经济动荡,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中国经济必然受到冲击,同时中国虽然在今年顺利完成奥运会的举办,但2008年对中国来说绝对是多事之秋,一些改革开放中深层次矛盾暴露出来,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已面临普遍的质疑和挑战,严重阻碍整个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为此,执政者已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政府在十七大以后也采取了一些加大民生保障的措施,但在经济发展受到外界冲击,内部原有矛盾和问题又不断呈现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成经济和制度的转型非常困难,有学者提出以扩大内需的方式来抵御外部经济环境的振荡,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无疑是可行和必要的手段。但具体如何操作,是继续以往粗狂的投资带动增长,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大大小小面子工程、腐败工程来实现内需扩大和经济规模扩张,还是遵照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针对当前暴露的矛盾和弊端进行政策和制度上的改革和调整,解决整个社会进一步发展和上台阶的关键问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能顺利渡过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并以此危机为契机巩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当前形势下,有必要采取政策和措施有:

1.

加速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制,完善全民的养老、医疗和失业救济制度,重点是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建设。社保体制完善程度不仅直接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和水平,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在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往往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体现保障覆盖全面、分配更公平和公正、制度完善,而且其发展极其倚重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it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因此国家在加快制度等软件建设的同时也应加大全国性统一的硬件环境的建设来提高相关制度的执行手段,并且通过这个全国性网络建设来推动相关技术、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相关it行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因此通过扩大对社会保障网络投资来扩充内需比通过对占地资源大的高速公路重复投资以及各种面子工程建设来推动内需更有意义;

2.

加快和深化医疗、教育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教育保障制度,加大医疗、教育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增加政府提供此类公共服务的数量和品种,并提高质量和效率,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广大国民的后顾之忧,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它方面的生活水平提高,从而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和内需。

3.

改进社会的分配制度,减少和遏制通过权利和社会资源垄断获得超额收益。具体措施有充分利用反垄断法,促进民生领域的市场竞争,降低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成本;此外通过改进和简化税收制度、削减政府服务收费项目也可以达到调整社会分配的目的。如减少部分税收品种和数量(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额等)也可使广大民众增加收益、减少支出而提高生活效率和质量;

4.

改革个人住房分配制度和房地产发展策略,对各类建筑物收取物业税同时由国家向公民发放住房公积金。针对目前房地产发展的问题,国家虽然采取了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措施,但并不能平衡和解决主要矛盾,只有对占有大量土地资源的房产所有者征收高额物业税或不动产税,同时将收取的费用向全体公民发放住房公积金用于改善全体公民的住房才能真正体现社会制度的公正和公平及国家承担对公民住房保障责任。具体公平、科学、可操作的物业税收取和住房公积金发放参见《物业税征收及国民房贴发放》;

5.

改革和重振金融体系,构建完整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详见《多层次证券市场建设》)、完善发行、交易、监管制度,稳定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银行和保险业的安全、稳定。此外应慎用金融衍生和创新工具来解决目前存在问题,因为新的措施往往存在缺陷,使交易制度更复杂、问题更多、监管更困难,增加市场的波动,也提供更多的寻租腐败机会,其弊端已在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充分暴露,中国应尽量吸取教训;此外一个完整、清晰的发展规划也不可少,那种抱着石头过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抱佛脚的管理方法应该摒弃,现在已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已付出足够大的学费。管理者必须吸取以往教训从市场发展的长远规划,以科学、三公和可持续发展位理念制定新出台的政策和法规,避免市场大起大落,促进金融的健康和稳定;

6.

取消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制定有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且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现状的人口发展计划。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并且由于过去几十年始终坚持这个错误政策,社会老龄化趋势将越来越快,难以逆转。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发展必须由人来实现,如果社会人口衰减灭亡,那社会无论如何发展最终也会消亡。在当前形势下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必然会释放过去几十年压抑的生育欲望,一方面可以因部分育龄妇女由于生育和育儿而减少当前就业压力,同时新生婴儿及母亲会对社会增加需求必然增加就业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但最重要的是能挽救目前社会和家庭人口倒三角发展危险形势,恢复自然的人口结构和比例,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

7.

制定鼓励职业妇女返回家庭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妇女的劳动权利获得保障和尊重,也促进社会文明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但该政策也增加国家解决就业的难度和劳动保障制度执行力度,同时当前社会主要还是由家庭组成,工业化后特别是在城市中妇女大量就业,一方面造成就业难,另一方面也给家庭带来许多困扰,如家务、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这些家庭事务直接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和体验,从而影响国民生活幸福感受和对个人、家庭及国家、社会信心,如处理不当,会威胁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事实上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社会中,妇女也未必都进行工作,也有相当部分比例在家相夫教子,这也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国家完全可借鉴那些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在尊重每个人就业意愿的情况下,允许和鼓励妇女根据自身情况全职或半职回归家庭。具体可采取措施有:对登记在册的已婚无职或休职妇女根据家庭收入返还部分税收、发放一定补助;对半职或临职人员补助交纳三金;增加妇女产假和婴、幼儿哺乳、教育假期,减少妇女缴纳社保三金的年限等。中国妇女在家庭地位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法律来保障,如各种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到位,不仅可以保持建国来妇女已取得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更将推动妇女更多精力关注在家庭事务中可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投入更多精力于下一代的教育、多尽赡养老人的义务、减少社会职业竞争和压力从而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

8.

尽快推出有利于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政策,引导和培养节约型社会。开征高额燃油税,改革资源税、加快水、电等民生资源价格改革,提高资源占用成本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相关产业、技术的发展,改变目前低效高耗的发展模式。此外还可从资源税中提取一定比率的税收收入建立国家战略物质储备基金,对一些重要关系国基民生的资源建立国家储备,一方面可以减缓国内经济衰退造成资源型企业的大起大落,另一方面也可乘全球经济衰退,资源价格回落的时机低成本地实现重要资源的战略储备,一旦该战略目标实现,有助于我国获取这些产品的国际定价权从而有能力在这些领域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此外在进行这些领域改革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给与一定的补贴,争取多数国民支持,毕竟这些改革往往涉及多方利益,应尽量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争取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9.

其他政治和外交对策。(略)

改革开放三十年,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取得翻天覆地的成就,经济总量和人均值都有非常大的提高,并且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同时也应看到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挫折和不和谐的方面,原有发展模式的弊端也愈来愈明显,阻碍了社会更平稳、健康发展。在外部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动时,原来积累问题和矛盾会凸现和激化,如何化解这场危机,作为执政党已有明确的思路和响亮的口号,那就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具体政策制定和操作上能不能摆脱现有利益集团的操纵和束缚,真正以全体国民和国家长远利益为准,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和迷团,引领国家进一步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国民安康幸福,我们将拭目以待。

3、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应对08年金融危机的措施

2008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

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07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06年和2007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到2008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

不过,2008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08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

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

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

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

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以上。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

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虽然是“慢牛”)的政策。目前城市住宅售价的急剧波动和股市的价格暴跌表明,这样的政策给中国经济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货币与准货币的余额相对于名义的总收入过高。而这样多的货币与准货币首先是由过多的基础货币创造出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逼迫中央银行不得不过度发行基础货币,这早已成了造成中国基础货币过多的根源,而且它还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2008年春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万5千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威胁。

而这样过多的外汇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赢余,另一方面是多年流入的外资。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262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计为747亿美元,仅此两项就会增加3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例如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约2470亿美元,当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与此相等,我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投资性资金流出近1600亿美元。在那一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下,这样的资金流出本来可以使外汇储备只增加不到900亿美元,但是由于那一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各种资金流入仍然高达1600多亿美元,造成我国的外汇储备在那一年又增加了近2500亿美元。那一年的另一个怪现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下货物“进口”所造成的资金外流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进口”小了约400亿美元,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货物贸易顺差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了约4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对外负债、主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吸引的外资流入至少达8千亿美元以上。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外汇储备又流出到国外。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维持在7千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这一方面,中国目前要扼制经济过热,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就应当同时辅之以防止过多的外资流入,通过减少累计的外资来降低外汇储备。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对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在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过热的经济之后,一国的经济通常都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而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这样的“骤变”还会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这样的骤变往往发生于过热的经济降温、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崩溃性暴跌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中的资金转向外流直接造成在泰国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而这种资金转向外流及其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又在东亚国家引发了进一步的金融灾难。

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外汇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资金从内流转为外流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变化开始时,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外国资金撤出中国在当时确实并不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减少过多的外汇储备并由此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这样,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外资的大批撤资及与其相联系的资金转向外流也可能变成金融上的崩溃,我们必须严密地关注这样的动态演化,严防资金转向外流演变为冲垮中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崩溃。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要防范宏观经济形势的“骤变”造成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萧条,防范宏观经济形势“骤变”为资金急剧流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效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中国货币对美元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中国又一直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这使资金的跨国界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得相当特殊。但是,资金跨国流动的这种不良后果对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由于当今的交通运输和资金流动极为便利,资金的大规模跨国界自由流动,成了任何国家的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同时防止经济过热与过冷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必要,尤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已经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国是资金净流出国,但是一年至少有6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大的资金流入,这意味着我国一年的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至少为6百亿美元;而前边列举的2006年的情况则是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达到了1600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体现的主要就是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

为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缓解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尽量减少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性流动。这又意味着尽一切可能缩小外资流入的总规模,因为在我国有长期持续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时,以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任何外资都是资金的一种跨国界对流。

中国最近十几年来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表明,中国的资金所有者们对预期的价格波动造成的收益变动极为敏感,有极强的资金流动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等于让资金毫无限制地在境内与境外间自由流动。一旦境内的资金所有者对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性发生怀疑,要将几十万亿的银行存款兑换成外币输往国外,甚至要将手持的中国股票、房产等变卖再兑换成外币,中国的外汇储备绝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会造成剧烈的资金外流并引发金融危机。那时,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就失去了任何防止金融崩溃、稳定金融体系的手段。

现在我们需要尽量制止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以此来防止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并适当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严格抑制新外债的借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尽快清偿已有的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所有权,总的目的是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甚至减少外汇储备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让对外投资的公众购买储备的外汇;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商业化经营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外汇投资基金)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资产,将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变为由商业化基金持有的外国资产;第三种方法是以储备的外汇偿还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前两种方法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只有第三种方法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不仅如此,也只有第三种方法才是真正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有效方法。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本国公众不能自由地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中国人清偿外国债务和外国人撤回在中国的投资时在法律上也无权自由地购买外汇。但是实际上,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和一般人的情理,相对于不准本国公众自由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不准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成外汇要困难得多,引起国际纠纷和招致外国在经济上报复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即使在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也应当承认,通常我们有义务为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外汇。这就意味着,即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也应当将中国所欠的全部外债和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都视为中国在外汇方面的“隐性偿付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当经济衰退的骤变导致大批资金想流出到境外时,国内的外债和外资直接投资的资金越少,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就越少,能够流出到境外的资金就越少,本国经济由于资金流出所受到的冲击就越小。仅就此一点,动用外汇储备以减少国内的外债和外资资本金就是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最佳方法。

由于很难监管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内部的这种跨国界的资金流动,还由于这种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还有上述种种不利于中国的弊端,我们应当对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加以足够的限制。应当要求所有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将其在华的分支机构、工厂尽可能分立为独立的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形成在中国注册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至少也要分立为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核算的独立经营单位,以便于中国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其跨境资金流动。 中国目前正在实行宏观经济紧缩,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都在提高;而美国为了应付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正在不断降低利率。人民币利率可能高于美元利率这种差别使美国等国的资金有更强的动力涌入中国,空前地加大了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未来发生骤变的危险。

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强行制止新的外资流入中国,通过严格的监控和打击来防止外资以假进口方式流入,严厉地监管并控制外资企业、外国金融机构的跨国资金流动,清理与清偿外债和外资企业的资本金,以此尽可能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

——严格监控和严厉惩罚以伪装的出口或进口对境外流入资金或流出资金的任何行为。在目前外资还在大量涌入中国时以监控和打击伪装出口流入资金的行为为重点,今后若出现大量资金涌出到境外的苗头时,则以监控和打击伪装进口流出资金的行为为重点;

——尽可能减少积存尚未清偿的外债,其中包括中国境内法人和自然人对外国所欠债务、贸易信贷和发行的债券等。原则上对所有这些外债都采取“只准还不准借”的做法,以强制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清理与清偿外债,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偿还国内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停止任何形势的外债流入。

——严令禁止国内的一切企业、机构、个人借入新的外债(包括发行债券和接受贸易信贷);确实需要以债务形式增加经营资金者,必须由中国国内的银行以人民币贷款提供资金;经营需要增加外币资金者,必须以其所有的人民币资金通过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购买中国的外汇储备,向其售出外汇者,只能是中资银行或在华的独立的外资银行,这些银行的外汇资金只能来自向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外商在华金融机构必须与其境外总部分立,并且不准再从国外调入任何新的资金。

——严令国内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尽早、尽多、尽快地偿还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包括履行任何形式的债券所规定的偿付义务);拖延不履行偿还外债义务者,应以法律手段强制其尽快履行偿付义务;对任何无力履行偿付外债义务者应立即启动破产程序,并尽快完成破产清算,以结清其所欠外债。

——尽可能停止新的外商投资流入。

首先是一律禁止任何金融投资性的外资流入,只允许外商和外资以对中国进行新的“绿地投资”即兴建工厂、安装设备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对此类投资也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国内现存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又无法遵照前述规定获得贷款者,其出资人可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向其注入新的资金,但是新增资金只能用于在中国国内购买原材料等经营用物资和支付员工工资,严禁将资金移作它用;

为达此目的,应尽可能制止外资对境内中国企业的任何收购和并购。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

立即禁止将任何国有企业、国有的任何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外商、外资企业和其它外国单位包括政府;

明令规定:在外商对中国国民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参股时,其所占股份总计不得超过49%,中方的出资人如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使其对企业持有股份达到51%的,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投入相应的资金补足并形成相应的国有股权;

尽可能停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中国企业在国外新发行的任何股票和债券都应被视为新的外资流入,必须经过相应的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并受相关部门严格监控。目前原则上应不再批准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

尽量减少新在中国开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批准开设新的没有实际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绿地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

——对于批准允许的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新的“绿地投资”,应尽可能将项目的所有者变为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

对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要求项目必须由中方占有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

对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投资项目实行严格限制。在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原则上如果外方不向中方交出供销渠道并同意中方控股者,至少暂时不再批准其在中国境内再建立此类新项目。

——尽快有计划地由国有的控股公司和投资基金逐步回购在境外股票市场中上市的境内企业的股票、境内企业在国外发行的债券;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收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减少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资本金,通过购回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而减少中国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此种收购,应由专门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基金进行。

收购的先后次序应当为:首先是原为中国企业、只有部分股权为外资持有的企业的股权,特别是中国各大银行的股权;其次是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或其分支企业,收购时原则上应要求中方必须持有企业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最后再考虑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企业或其分支的收购。

——应当首先根据部门和行业的特征而确定以本国资金对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中国企业股权的强行收购。有些部门应当进行全面的内部重组,强令外资全部退出,现有的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则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收购。这样的杜绝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包括水务事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应当保持其民族特征,应当强行赎回前几年卖给外资的各银行的全部股权,并以立法禁止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的股权,并尽可能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经营。

——应当考虑逐步恢复对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硬性规定外资持有的任何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该企业全部股权的49%。

过去的类似政策没能坚持下来,是由于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和投入的采购,外资企业通过压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的采购价格转移了合资企业的利润,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特别是依靠向外资企业所在国出口产品的合资企业,即使是由中方控股,但是由于被外方操控了出口销售渠道,合资的外资企业通过上述的价格操控而转移利润,造成合资企业亏损,最后逼迫合资的中方只好放弃控股权。这些失败的引进外资的经验说明,在外资企业实际掌控产品销售、特别是通过出口掌控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即使中方掌握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中方也无法使合资企业的经营有利于自己。这种情况是妨碍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控股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导向,必定会使我国在企业合资中处于上述的两难境地。

要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就必须限制那些由境外总部控制采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严格地限制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为扼制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和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必须立即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置中国的房地产,已购入者应限令其限期以公平价格售出;

——为扼制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应进一步加紧限制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并逐步走向最终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

——为维护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发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性恐慌,防止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过低时形成要求外资购买救市的需要,中国政府应建立专业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在股票或房地产价格过低时购进股票或房地产以稳定市场。

对股票市场,政府应建立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在股票价格普遍过低、平均市盈率已经显著低于存款利息率的倒数时大量购入对股市有稳定作用的股票;

对房地产市场,政府也应在房屋售价已经显著低于未来房租的贴现值时购入城市的一部分房产,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发生恐慌性的崩溃,这种崩溃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应及早作好应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预案和组织准备。组建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和购买房地产的机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准备。

——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一系列使用政府资金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如购买外商投资项目所有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购买外资企业所有权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股票价格平准基金、购买房地产的政府机构等等。需要以法令形式确定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这些机构的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其运营由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监管。这些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外币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这些债券由国内银行以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认购,而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将所获中央银行票据兑换为外币使用。

——上述所有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并稳固地维护由中国自己本国控制的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是中国在未来不会受经济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各种危机很重打击的根本保证。

面对中国当前可能发生的两方面危机,千难万难,政府有效地控制资金并适当地实行再国有化就不难。

4、中国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了什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针对金融危机的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等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政策措施,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4方面的国家宏观经济目的都相关,都会正面影响:

(1)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

(2)宽松的货币政策。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

(3)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5)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

(6)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7)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如中日韩之间的货币互换等) 。

以上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其他政策

(1)宽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已实施了证券交易税的下降和利息税的取消),扩大政府支出(40000亿拉动内需正在实施中);

(2)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3)减少企业负担:劳动法的调整等;

(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

(5)产业振兴计划.

5、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这是 温 家 宝 总 理达沃斯论坛2009年年会上所作的题为《坚定信心 加强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发言,其中介绍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危机中采取了积极负责的态度。把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陆续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包括:

一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中国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的两年计划,规模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16%。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这里既有“十一五”规划内加快实施的项目,也有根据发展需要新增的项目。这个计划经过了科学论证,在资金保证上作了周密的安排,其中中央政府计划投资1.18万亿元,并带动地方和社会资金参与建设。中国政府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主要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出台中小企业、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二是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中央银行连续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调1.89和2.16个百分点,大幅度减轻企业财务负担。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个百分点,中小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共释放流动性约8000亿元,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我们还出台一系列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扩大贷款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

三是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我们抓住机遇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制定汽车、钢铁等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既着眼于解决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采取有力措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我们鼓励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支持企业广泛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我们不断完善和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健全信用担保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四是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特别是16个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为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金的标准,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提高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今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资金投入增幅将大大高于财政收入的增幅。我们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预计三年内各级政府将为此投入8500亿元。我们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今年将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继续促进教育公平和优化教育结构。我们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出台了促进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进一步开辟公益性就业岗位,千方百计减缓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

总的看,这些重大政策措施,注重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综合协调、相互促进,把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振兴产业、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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